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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6岁翻译家许渊冲成网红:让中国美成世界的美 网红 许
发布日期:2021-02-24 20:33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 次 

  在西南联大,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钱钟书先生。他能化平凡为神奇,往往妙语惊人。比如他写了一篇《成见》的文章,说“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。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,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日曜日的娱乐”。静水流深,其味隽永,余音绕梁。当年翻译《毛泽东选集》时,金岳霖译到“吃一堑,长一智”时,不知如何翻译是好,钱先生脱口而出: A fall into the pit/ a gain in your wit。原文只有对仗,具备形美;译文却不但有对仗,还押了韵,不但有形美,还有音美,真是妙译。后来我译《毛泽东诗词》译到《西江月?井冈山》下半阕“早已森严壁垒,更加孤掌难鸣”时,就模拟钱先生译法,用双声叠韵来表达诗词的音美(Our ranks as firm as rock,Our wills form a new wall )。

  这是一套简陋的小两居,水泥地面,到处堆的是东西,逼仄的门厅迎来我们几个外人,登时无法立足,只能赶快把自己塞进小床对面的沙发上。正内疚地想着还没能跟许先生自我先容呢,老先生已经拿着打印好的文章,恼怒地说开了。

  原题目:96岁翻译家许渊冲成“网红”:让中国的美成为世界的美!

  人物工作室:听说1999年北京大学、南京大学等的10位教授,提名您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。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位评委给您回信,称您的翻译是“巨大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样本”。您回信说,诺奖一年一个,唐诗宋词传播千年。您是如何有这份底气和自负的?

  我在翻译上打破了很多框框,对此海内有些争议,认为我的翻译与原诗差异较大,意译的成分较多。依照他们的观点,忠实原文逐字翻译最好,翻不好也不要紧。但我认为,翻译的忠实不仅要忠实于形式,更要忠实于内容。内容形式同一时,我不分开形式;内容形式抵触时,我选择内容。如果我的表达形式比逐字翻译的形式更能转达原文的内容,www.cz1s.cn,那我会选择我的表达方式。

杨振宁与许渊冲是西南联大的同窗,对许渊冲的翻译比较赞美。

  起源:国民日报中心厨房?人物工作室-宫梓铭

  叶公超先生在他的《散文集》中引用了艾略特的话:“一个人写诗,一定要表示文化的素质,如果只表现个人才干,结果一定很有限。”其实翻译也是一样的,终极体现的是文化素质。两种拼音文字可以对等翻译,但与汉语就无奈对等。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。“关关”实际上是咕咕声,但我们的古人认为闭口音不好听,改成加一个元音的启齿音。外国人如何能理解这一点?他们罗唆翻译成了“关关”。而我的翻译是咕咕,鸟啼声,与《诗经》原意符合。翻译其实就是要率领不同民族的人穿越文化阻碍,对另一个民族的文学经典,不仅“知之”理解其真,而且“好之”发明其善,最好是“乐之”感触其美。如果把“千山鸟飞绝”翻译成“一千座山”,把“人闲桂花落”翻译成“懒勤的人”,如何能体现天地之间一尘不染的那种孤单安静、以及花开花落任其自然的那份闲情逸致?

许渊冲家书架一角。

  许渊冲:诺贝尔奖只说明评委那十几个人喜欢这个作品,我不把这个看得很高。如果读者看了我的书觉得人生更美好,我觉得更有意义。

  过去这96年,如果按照但丁《神曲》的分法,可以分为《青春》(1921-1950)《炼狱》(1951-1980)和《新生》(1980??)三部曲。概括起来说,五十年代教英法,八十年代译唐宋,九十年代传风流,二十一世纪攀高峰。也就是说50年代以前,根本是学习继续时期,同时留神前人的弱点,筹备超越。80年代以前是改革时期,挥霍了我性命中的黄金时代。1980年当前才开始我的超越时代,成了“书销中外百余本,诗译英法唯一人”。

  自十几岁爱上翻译,70多年过去,什么样的逻辑能解构老先生的学术生涯?

  与西方语言内容等形式不同,中文实在是内容大于情势的。当初中国翻译对等论风行,这也是中国文化走不出去的起因之一。包含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、西班牙文在内的西方文字之间有90%能够对等,彼此翻译很轻易。但中文不同,中文与英文的对等率不到50%,也就是说错误等的大局部就须要翻译来唱工作,翻译后要不比原文差。中英翻译比英法翻译要难一倍以上。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翻译界,英国人法国人拿一个大奖,不是什么难事,但亚洲人很难。所以我提出的翻译实践,不是平等论,而是优势论。要想不比原文差,就要往深处想、往中国文明的内涵跟上风上想。

  西南联大第一个开《翻译》课的是吴宓先生,1939年暑假我听过吴先生讲翻译。粗心是,翻译要通过景象见实质,通过文字见意思。不能译词而不译意。当时我听了非常认同。我觉得吴先生的译论与鲁迅先生的不同,而我更心仪前者。依据老子说的,“道可道,无比道”,可以说“译可译,非直译”。

  自十多少岁爱上翻译,70多年过去,什么样的逻辑能解构老先生的学术生活?那些网上的“质疑”和“推断”,又有多少“证据”可以捣毁这样的与日俱增?

  当时的西南联大,理学院院长吴有训1923年在美国同康普顿配合研讨X射线的散射,使康普顿在192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;工学院院长顾毓?的研究结果被国际理论界称为“顾氏变数”;历史系陈寅恪是第一个通读德文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的中国学者,提出“以诗证史”,代表联大一代巨匠品德。还有文学院的胡适、冯友兰、朱自清、沈从文,堪称群英荟萃。闻一多讲《诗经》、卞之琳讲《莎士比亚》,都有创立有新意。英文老师中,有中国比拟文学的首创者吴宓,“英文比英美大政治家还好”(胡适语)的叶公超,学贯中西的钱钟书等。能跟随这样多的名师,也是后世不比如的。

  固然我得了不少奖,但从从前到现在,翻译界对我的争辩素来不结束过。这种争论,只有是不同流派之间的合法学术探讨,我都很欢送。只要是提出建设性看法的,我都接收。但有的人根本不懂翻译,说的都是无稽之谈。那个责备我“剽窃”的人,说我的翻译是抄自本国人罗兰的,然而这个翻译基本就是我当年的老师方重教学的作品,他出版之后给我看,我说你翻的这个好是好,但是不押韵,我就修正了一下,最后的成果是方重传授是认为我翻译得好。我感到本人的翻译是寻求鲁迅说的:意美,音美,形美。

  人物工作室:我看到书架上,有杨振宁先生捧读您《莎士比亚》译著的照片,据说他对您的翻译挺观赏?还有当年您的老师钱钟书,是否也跟您讨论过翻译的方式?许多人说,你在翻译上打破了良多框框,您是从什么时候开端,构成自己“传情达意”的翻译作风的?

 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?最要害的就是翻译,翻译准确,攻破文化隔膜,能让人看到咱们真正好的货色。我仍是那个观点,翻译不是只翻译形式,而是要翻译内容;文学翻译要变成翻译文学,由于文学翻译自身就是文学。

  我无法向老人陈说我们所处的网络时期。在秋季午后的燥热中,老人背地斑驳的墙壁,泛出古老的历史感。北大30多年,就是在这间陋室,许先生翻译了上百本中英法文经典,成为“诗译英法独一人”,2010年失掉“中国翻译文化毕生成绩奖”,2014年摘取翻译界最高奖项??国际译联“北极光”出色文学翻译奖。120部中英法文译著,码成我们身后书架上浩浩大荡的学术疆域。

  在我看来,无色玻璃的翻译重在求真,有色玻璃的翻译重在求美,但是翻译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真。钱先生衡量之后,认为与其得罪译,宁可得罪诗。所以他为了求真,宁肯牺牲美,他认为无色玻璃般的翻译比有色玻璃般的更忠实于原文。我却认为普通来说,文学作品是主观的作者所写的客观现实,无论作者怎么求真,主客观之间总有一定的间隔;译者主观翻译的时候,无论如何努力,和客观的原作又有一定的距离,但是这个距离不一定大于作者和现实之间的距离。因为译语和客观事实之间的距离,不一定比源语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更大,这就使译文有可能比原文更忠实于客观现实。其次,个别来说,文学作品既真又美,译文如果只求其真而不求其美,能算是忠于原文吗?

  当然这种翻译办法,至今仍有争议,但我保持认为自己是对的。这一点也得到认可,我翻译的《楚辞》被美国学者誉为“英美文学范畴的一座顶峰”,《西厢记》被英国智慧女神出版社评估为可以和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媲美。我翻译了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李白诗选》《西厢记》《红与黑》《包法利夫人》等中外名著,是第一个取得“北极光”奖的亚洲人,我把这个看作是对中国文化的确定,也是对我的翻译方法的肯定。我认为,文学创作是创造美,而文学翻译则是为全世界创造美。就文学翻译而言,求真是低标准,求美是高标准。

  “要是李白活到当世,也懂英文,必和许渊冲是良知”

  人物工作室:诗经论语之妙,唐诗宋词之美,是否不止体现为文学之美,也是一种东方之道,是中国社会人心政治的写照,因而西方懂得中国,也需要从这些入手?能不能举例说说,翻译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影响。

  我的翻译理念,也是逐渐造成的。上个世纪三十年,翻译作品风行全国,鲁迅的直译很为提高作家所接收,对我影响很大。但我读了直译的文学作品,基础上都不喜欢。我喜欢朱生豪翻译的《莎士比亚》笑剧,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小说,好比朱译的罗米欧和朱丽叶,最后两句“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,谁曾见这样的哀怨辛酸?”简直可以说是赛过了原文(原文直译:世界上的恋情没有比得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)。傅雷翻译的约翰?克利斯朵夫,第一句“江声浩荡,自屋后升起”,影响之大,也可以说不在原作之下。从前人的实际来看,我认为直译不如意译。

  记得西南联大期间,我读朱光潜先生的书。他讲孔子《论语》第二章“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时说,这也是所有艺术的成熟境界。利用到文学翻译上来,“从心所欲”就是可以自由取舍最好的抒发方式,“不逾矩”就是不违反客观规律。前者是积极的,后者是消极的,前者高于后者。中国译论主张只要不违背客观法则,可以自在抉择自己以为是最好的表白方法。所以是踊跃的。西方对等论主意对等的翻译准则,实用于中西文学翻译,因为中西语文只有一半可以对等。

 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,美是最高等的善,发明美是最高级的乐趣。人人享受美的生涯,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事,所以创造美的事物,使人人过美妙的生活,那做作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了。孔子说过,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知之就是求真,这是客观需要;好之就是求善,善既是客观需要,又是主观需求。乐之就是求美,是主观需要。不求美并不会受到处分或损害。但进入了美的境界,无论是迷信上,道德上还是艺术上,人都可以享受到一种精神上的乐趣。如论语中说的“奋发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”的孔子,或者箪食瓢饮、不改其乐的颜回,或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 ,咏而归”的曾皙,都是得意其乐的例子。有人曾经问我如何看翻译这个别人看来寂寞的事业,我说翻译是和作者的灵魂交换,怎么会觉得寂寞呢?我毕生向着求美的尺度尽力,是典范的“享乐主义者”,怎么会觉得苦楚呢?

  初秋的一个周末,北大畅春园的一栋小楼里,我们有缘走近许先生。

  比如,唐代李白的《静夜思》,中国人看到又圆又明的月亮,就能想到家乡。外国人没有这种文化背景,他怎么可能清楚呢?若是按字翻译成,向上望看到月亮,低下头想到故乡。外国人肯定想中国人写的这到底是啥玩意,这都能叫做诗?我翻译时,把月光比作了水,英文译成“月光亮亮如水(a pool of light),陶醉在乡愁中思乡的人(drowned in homesickness)”。用水把月亮和乡愁接洽起来,文字上又有英语的幽美,他们就理解了。 1987年,我的英译《李白诗选一百首》出版,钱钟书先生的评价是,要是李白活到当世,也懂英文,必和许渊冲是知己。

  “我是一个吃苦主义者”

  比方法国名著《红与黑》中,市长用骄傲的口气说了一句话 J’aime l’ombre 对等论译成:我爱好树荫。优势论者译成:大树底下好乘凉。前者批驳后者不忠实,不合乎对等原则,因为原文并没有“好纳凉”的字样。后者批评前者只忠实于原文的词,而不忠诚于原文的句。因为市长是用高傲口气说这句话的,对等的译文有什么清高的口吻呢?“大树底下好乘凉”则是市长把自己比作大树,可以包庇大家,这才可以显出市长的高傲。贝多芬说得好,“为了更美,没有什么金科玉律是不能打破的”,这是中国译论高于西方译论的一个原因,也是我在翻译中坚持“意美、音美、形美”的原因。

  人物工作室:您曾经说过您是一个“享乐主义者”,住在这样的陋室,过着俭朴的生活,还不时被人批评质疑,您依然觉得快活吗?

  96岁的北大教授许渊冲怎么没想到,自己忽然之间成了网红。

  许渊冲:20世纪英国诗人艾略特说过,一个艺术家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地为了更高的价值而做出自我就义。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也说过,发现前人的弱点并超过他们,就是冲破。我这终生,先是不断超越自我,学习别人,进步自己,最后做到超出前人,攀缘高峰。

钱钟书

义务编纂:张岩

  人物工作室:您说过您做翻译,是要让中国的美成为世界的美。但要让世界领略这份“美”,需要尽量弥合中西方文化的表达差异,您是否说说在翻译中,如何努力打消文化的差别和隔阂?

  我曾翻译过《江雪》一诗,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柳宗元必定想不到他的这首诗,一千多年后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。奥巴马提出医保议案时,民主党赞同,共和党反对,反对票超过赞成票。我在美国的儿子将《江雪》译文E-mail给奥巴马总统和一位共和党参议员。这位参议员原来反对医保议案,读完《江雪》之后,十分欣赏老渔翁高傲独立的精神,做出了独破于党派之外的挑选,改投了赞成票,结果同意票超越7票。奥巴马专门寄信给我儿子,表达感激。你看这就是中国古诗的魅力,可以穿梭时空,逾越文化。按字翻译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,这也是我的翻译方法的利益。

  人物工作室:西南联大是您最美好也最重要的阅历。在那里,您碰到了自己一生的良师和益友,何以偏居一隅的西南联大能培育出你们这样一批中英文俱佳、学贯中西的大师?

  我一生的幻想,就是让文学翻译成为翻译文学,努力化平常为神奇,化真为美。我知道做到这一点很难,但一个人如果有一百句值得后代记住的句子,也就够了。我现在还是天天工作,翻译莎士比亚,昨晚到3点钟,今天7点就起床。可以说每天和古人打交道,跟莎士比亚打交道,这是超越时空的交流,乐何如哉?

作者与许渊冲先生在一起。

  中文诗歌的意蕴太庞杂了,一首诗几乎都有多重意思,外国人很难理解的。比如《诗经 采薇》中的名句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,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,一贯被认为是《诗经》中最美的诗句,应当如何翻译才干完全传递这种美?王国维在《世间词话》里说过,一切景语都是情语。“依依”不但是写杨柳飘荡之景,更是写依依不舍的征人之情;“霏霏”岂但是写雪花飘动之景,更是写征人饥寒交迫之情。如果就按照字面翻译,达意而不传情,只能算是译了一半,这种时候传情甚至比达意还要重要。我翻译时,就译成:When I left here/Willows shed tear / I come back now/Snow bends the bough。 因为英文的“垂柳”是 weeping willow(垂泪的杨柳),所以译文说杨柳流泪,既写了垂柳之景,又表达了恋恋不舍之情。雨雪霏霏,英译说大雪压弯了树枝,既写了雪景,雪压树枝又可以使人联想到战斗的劳苦压弯了征人的腰肢。

  没想到我们的采访竟是从一个不高兴的话题开始的。近日,许先生得悉有人在网上毁谤他的“英文不外关”,甚至质疑他“抄袭”。从不上网的白叟震惊之余甚为气愤,一个半小时的访谈,许先生一直回到这个话题,不断质问:网络就可以不负责任胡言乱语、不加核实诬蔑别人吗?

奥巴马的书信。

  “贝多芬说得好,为了更美,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能打破的”

  除了吴先生外,钱钟书先生提出翻译的“化境”,对我也有影响。他在《林抒的翻译》一文中说,“译者运用‘归宿语言’超过作者应用‘动身语言’的本事,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,都有可能性。”上面说的朱译和傅译就解释了这种可能。但并不是说译者文笔优于作者,而是说“归宿语言”(译语)的历史比“出发语言”(源语)更长久,内容更丰盛,存在一种优势,而译者充足施展了这种优势,就使译文赛过原文了。钱先生在给我的英文信中说,“你当然知道罗伯特?弗洛斯德不容分辩地给诗下的定义:诗是‘在翻译中失掉的东西’,我倒偏向于批准他的见解,无色玻璃的翻译会得罪诗,有色玻璃的翻译又会得罪译”。

  自《开学第一课》节目播出后,央视主持人董卿采访老先生的文章在友人圈刷了屏。让北大学子颇有些不平的是:人们更多点赞董卿的“三跪”,却多少冷清了这位长者的学识。

  许渊冲:西南联大时,听冯友兰先生讲孟子。说,“从其大体者为大人,从其小体者为君子。大体就是思惟,小体就是愿望。谈到舍生取义,生是小体,义是大体”。那时我才20出头,当时就觉得讲得真好,听了才晓得怎么做人。旁听了冯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史》后,觉得自己的精力状况已经脱离了不自发的“天然境界”,但又觉得“功利境界”和“道德境界”也不能阐明自己的思维情形,就巧扬名目,来了一个“兴趣境界”,那就是得意其乐,兴致使然。至今这种“兴趣境界”,仍然是我的追求。工作若有兴趣,就有了内在动力,如果能源成了热忱,那就可以获得杰出的成就。假如热情到了着迷的田地,做出的成绩就会出人头地。

  许渊冲:中国诗词往往意在言外,英诗却是言尽意穷。中诗意大于言,英诗意即是言。如果言是一加一,意是二,那英诗就是1+1=2;而中诗却可能是1+1=3。如李商隐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这句诗,如果只表现春蚕到死才不吐丝,那就是1+1=2;如还表示相思到逝世才罢休,那就是1+1=3;如还表示写诗要写到死,那就是1+1=4了。更别说“丝”与“思”通这种巧妙,又该如何向西方人传递?将博大高深的中国文化以最准确、最精美的方式传递给世界民众,何其难也。

  许渊冲:我曾经在《联大与哈佛》一文中援用《纽约时报》网站2007年6月10日的报道说,为了听课来哈佛太傻了,想和地球上最聪慧的人在一起,你就来哈佛。我弥补说,联大可以说是超过哈佛,因为它不仅领有当时地球上最聪明的脑筋,还有全世界讲课最好的教授。

  许渊冲:杨振宁是我在西南联大的同学,他在为我的回想录英文版写的一篇序言中讲到,当年艾略特来到普林斯顿高级学术研究所,奥本海默在举办接待会时对艾略特说:“在物理方面,我们想法说明以前大家不理解的现象。在诗歌方面,你们设法描写大家早就理解的东西。”我的见地却是,科学研究的是一加一等于二,艺术研究的是一加一大于二。艺术本就意蕴无限,中国又讲求“文以载道”,古典诗词曲赋中,暗藏着中国文化和哲学。这些方面,外国人未必可能理解,需要我们在翻译时将这种哲学加以浮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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